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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國家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成功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后發國家，抑或是那些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技術升級和由此而產生的產業升級是一個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與核心。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無法實現技術的升級，就很難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這就表明，我們不僅要達到“8—10”的技術進步，更需要從應用性技術轉型成為“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
近年來，筆者及其研究團隊一直在思考中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為發達經濟體。通過對包括歐美國家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以及包括拉美和亞洲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面臨發展問題經濟體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如果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簡單而言，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從發達經濟體擴散而來的技術而實現，但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的跨越。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復制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一方面需要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從技術刻度的“4—7”或更低水平不斷向“8以上”的水平邁進。
什么是“中等技術陷阱”
這里所說的“中等技術”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就內部來說，在任何一個國家，技術總是在變化和進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種技術的迭代與進步，也可以是新技術的出現；就外部而言，“中等技術”指的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或者國家群體的技術水平比較。例如，就制造業來說，美國處在第一梯隊，歐洲和日本處于第二梯隊，而中國處于第三梯隊。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外部而言的含義更具有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基本上決定了該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水平。本文指的是針對外部的情形。
一般地看，一個國家陷入“中等技術陷阱”會發生在如下5種情形中。
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長期看，由于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意味著，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本土的企業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現有技術領域的技術水平提升，同時又不能成功地從應用性技術轉型為原創性技術，那么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其本質都是開放，即科學技術只有在開放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發展。經驗地看，科技思想必須比較自由地傳播，應用技術在互相開放的競爭狀態中才能得到改進。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很好地為其國內科研領域研究人員創造自由的思想空間，或者不能保持對外開放，這些都將導致其技術水平無法得到可持續地提高。
發展中國家科技人才流失也是其無法克服“中等技術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許多發展中國家自身培養的科技人才本來就有限，而這些人才由于工作機會、經濟待遇和生活質量等原因，常常被發達經濟體專業的移民政策所吸引，導致發展中國家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大大制約了其發展的步伐。
因為發達國家處于科技的前沿，發展中國家處于趕超位置，一旦當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其科技構成競爭壓力的時候，發達國家就會對那些即將趕超自己的國家進行打壓，阻礙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
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當國家間進行地緣政治競爭時，發達國家往往對趕超國家實行科技封鎖，甚至“脫鉤”，從而有效阻礙趕超國家的科技進步。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涉及各環節協調發展
盡管“中等技術陷阱”的核心是技術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技術發明、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性技術、企業、市場、政府等各個環節。這些環節必須配合協調、共同發展，否則很難實現跨越。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經濟體成功了，而另一些經濟體則失敗了。
發達經濟體的成功發展經驗
歐美發達經濟體本身的發展經驗正說明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近代以來，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先在歐洲和北美國家擴散，然后再擴散到世界各地。較之英國，德國是后發展國家，因此政府必須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較之英國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國就產生了“國民經濟體系”的概念，而英國則沒有。同理，較之英國，美國也是后發展國家。因此，在美國建國初期，包括漢密爾頓在內的一些政治家踐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保護民族工業，等民族工業成長起來之后，再實行全面開放政策。
東亞幾個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也說明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東亞，日本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就技術而言，日本主要學習的對象是位于發達國家行列的德國和美國。日本之后是“亞洲四小龍”。日本經濟學家曾經提出了一個“雁行模式”的概念，即日本是“領頭雁”，“亞洲四小龍”跟隨。換句話說，“亞洲四小龍”早期發展依靠的是從日本擴散而來的技術。盡管“雁行模式”有夸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對技術擴散在一個經濟體早期發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確的。實際上，“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新加坡就是以日本為目標加以趕超的。不過，在中國崛起之后，“雁行模式”就很難適用了，因為很顯然，中國的崛起并非是對日本技術或者“亞洲四小龍”技術的應用。在技術領域，日本一直擔憂作為鄰居的中國的崛起，因此對技術出口中國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態度。中國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大量應用來自世界各地的技術，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改進和創新。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的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鏈。盡管中國還處于中等技術水平，但與過去的技術水平比較，中國技術水平的提升是整體性的。
中國發展得益于技術升級轉移
必須承認，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大量應用了起源于發達經濟體的技術。美國這些年來一直污蔑中國，說中國的發展是“偷”了美國的技術。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的觀點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而不是從技術本身發展的邏輯出發的。中國的確是大量應用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技術，但這也有效幫助了美國和西方國家本身的技術升級。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技術的應用轉化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技術需要轉化成產品，在市場上出售之后得到回報，否則很難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一個國家需要把老一代的技術轉移到另外的國家，得到足夠的回報，才能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這些年，美西方國家把大量的老一代技術轉移到中國，得到豐厚的回報，實現國內技術的不斷升級。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在成為最大的西方技術應用市場的同時，本身也從這種技術轉移過程中得到了發展。
中國仍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下游
這個事實也要求我們對中國所處的技術水平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在過去的數十年里，中國被視為是“世界制造工廠”，“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享譽全球。但必須意識到，“中國制造”和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制造”“德國制造”“日本制造”等已經有了全然不同的含義。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制造的大都是整產品，而“中國制造”實際上是“中國組裝”。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超級全球化”導致了包括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內的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形成了今天人們所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今天，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包攬所有技術的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一個國家只能占據一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其中一個部分，并且努力往上爬，形成價值鏈競爭。大體上汽車零件說，中國在這一波全球化中占據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下端。
這一過程至少說明了兩點：技術的擴散是雙贏的，輸出國和輸入國都能夠從中受益；原創性技術是等不來的，需要依靠自己創造。美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也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輸出到中國。最發達的國家，無論是資本還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國家掌握最先進的技術，因此一旦出現競爭者，往往實行打壓政策。這里既有內部打壓也有外部打壓或封鎖。美國打壓日本、德國和法國就是典型的內部打壓的例子。盡管這些國家都屬于西方陣營，并且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照樣無情打壓。美國在美蘇冷戰期間對當時蘇聯的政策便是外部打壓和封鎖的典型例子。
中國的技術升級面臨重大挑戰
從技術升級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天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著重大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一點類似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即西方市場基本上是向我們開放的。也就是說，中國的技術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這兩者互相依賴、互相促進和強化。但今天的情況則很不一樣了。從前是全球化，現在則是“逆全球化”。盡管美國也打壓日本，但日本不僅是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更是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是有限的。“亞洲四小龍”因為其體量小，很難對美國構成任何挑戰，更不用說威脅了，因此也未受到打壓。對美國來說，來自今天中國的競爭根本不是同一個性質的。美國此前對日本、德國和法國的技術打壓，可稱為“體制內打壓”；而美國對冷戰期間的蘇聯和今天中國的技術打壓，可稱為“體制外打壓”。不難理解，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是全面的，如同對蘇聯的打壓；但因為中國和蘇聯不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又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不僅對他們的經德系車材料濟競爭力構成了挑戰，更是對他們Porsche零件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挑戰。因此，近年來，美國一直對中國高科技領域采取系統“脫鉤”和“卡脖子”的做法。最近成立的所謂“芯片聯盟”也是手段之一。因為中國經濟的韌性，美國對付中國沒能像對付蘇聯那樣快速有效，因此今天的美國政界對華處于一種集體恐慌之中。美國全方位地阻礙中國技術進步的意圖明確，手段也極其多樣化。
對中國來說，要回答的問題是：美國行政當局和對華不友好甚至敵視力量采取的種種做法，是否會把中國固化在當前的中等技術水平呢？中國又如何破解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技術圍堵呢？中國如何實現從應用性技術到原創性技術的轉型呢？中國如何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技術升級，從目前“4—7”的水平，提升到“8或以上”水平呢？這些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間里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國科學家和政策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無論如何，從當前國際形勢的事實來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既是我國必須面臨的挑戰和必須克服的困難，也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把自身提升為發達經濟體的關鍵。技術領域是一個可以加以精準描述和檢驗的領域，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在更開放的情況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在宏觀層面，開放政策是關鍵。要對近年來所強調的“新型舉國體制”作科學理解，繼續實行開放政策，并且越來越開放。
美西方國家歷來重視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來，所有強大的國家都實行了舉國體制。在西方，盡管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由資本主導，但一戰、二戰期間的戰爭動員，也促成了西方國家演變成為舉國體制。美國更是如此。二戰之后，隨著“布什報告”（即《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出臺，美國政府用“國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預技術進步的領域和方法，即對技術和衛生進行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有組織地研發和轉化。無論是技術還是衛生，都和戰場上的勝負有關，技術是用來針對敵人的，衛生是用來保障士兵的生命的。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更是舉國體制。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公開喊出要用“全政府”和“全社會”的方法來對付中國。拜登政府以來，盡管美國沒有再用這樣的概念，但對中國的打壓方法不僅沒有變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更開放的情境下實行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
面對今天美國對我國的“卡脖子”和系統“脫鉤”，中國無疑必須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回應。但是，我國強調的是新型舉國體制，它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而是把大門敞開，在更開放的情境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如果人們把近代以來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就比較容易理解中國的處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場上一些人在談論“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概念，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也有人說“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盡管這只是一種預測，并無很多經驗證據，但這種觀點也在開始影響科技領域。在科技領域，也有人在提問，中國是不是可以構建一個獨立于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體系？
經驗地看，這樣的思維方法不僅是不符合歷史經驗的幻想，更是非常危險的。世界的科技只能有“一座山”，如果離開了“這座山”，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再去構建“另一座山”。世界科技的“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國家共同造就的，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臘以來的科技，都是對“這座山”的貢獻。只不過，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所以近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霸占著“這座山”。二戰前，歐洲國家霸占著“這座山”，到了二戰以后，轉變為由美國霸占著“這座山”。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主動結束了以前的相對孤立狀態，而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汽車零件貿易商促成美西方國家接受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就是說，中國進入了世界科技“這座山”，并通過幾十年的虛心學習和努力發展，在“這座山”上持續往上爬，對處于“山頂上”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構成了競爭能力。這就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所說的“中國威脅論”的原因。
今天，美國“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國不再允許中國繼續在“這座山”往上爬了，而系統“脫鉤”則更嚴重，表明美國意圖Bentley零件把中國趕下“這座山”。中國不能上美國人的當，意氣用事，自己封閉起來而離開“這座山”，而是應當告訴美國，雖然美國現在霸占著“這座山”，但“這座山”既有美國的科技貢獻，也有中國的科技貢獻，它既是美國的，也是中國的。中國未來的選擇不是離開“這座山”，而是要繼續待在“這座山”里，為“這座山”增加更多的貢獻。總有一天，不僅中國離不開“這座山”，“這座山”更離不開中國。
中國今天提倡新型舉國體制，就需要在開放的狀態下進行科技創新，繼續為世界科技“這座山”貢獻中國的力量。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無論是中國“閉關鎖國”的歷史經驗還是蘇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的歷史經驗都表明，不管一個國家以前的科技多么先進和發達，只要選擇了封閉，就一定會變得落后。
根據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等人的研究，中國的宋代科技處于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3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1種是在學術方面，第2種是在戰事方面，第3種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于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1]。后來馬克思承襲了培根的說法，提到：“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2]。但因為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先是失去了一個航海時代，繼而又失去了一個由此引發的工業化時代。
在更開放的政策中謀求“創新經濟”
因此，中國必須接受深刻的歷史教訓，不能幻想自己可以離開當今世界的科技系統，去再造“另一座山”。面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國需要更大的開放政策，甚至是單邊開放政策。即使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閉政策，我國也需要繼續向他們開放。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恐懼中國的科技崛起，對中國實行全面打壓政策。但從長遠看，他們不會成功，因為他們踐行的是政治邏輯，而非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汽車零件進口商邏輯。就西方本身發展經驗而言，導致西方發展的并非政治邏輯，而是資本、技術和市場。近代以來，發生在西方的幾波全球化就是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沖破政治所設立的邊界，而形成的國際市場。對中國而言，面對美西方國家的政治打壓，必須用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來回應之。那么，一個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自從工業化發生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創新經濟”。盡管創新涵蓋制度和技術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術創新。一種新技術的誕生不僅催生新的產業，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創新。新技術的產生對現存社會往往是毀滅性的——新技術所產Audi零件生的新經濟利益打擊舊的經濟既得利益，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迫使現存制度體系進行改革。因此，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臺北汽車材料過程稱為“創造性毀滅”。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必須具備的條件
從前面的討論中可以概括地說，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3個條件：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財政的支持。這3個條件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一旦缺失任何一個條件，那么技術創新不僅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正是因為這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西方，人們把技術創新過程稱為“國家、市場和金融”三者之間的一場持續“游戲”。也就是說，國家通過財政負責基礎研究，市場負責應用技術，而金融負責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在經驗層面，的確如此。
基礎研究。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基礎研究一般由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歷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研活動大體上屬于基礎研究。基礎研究不是資本驅動的保時捷零件，其活動也不是資本密集型的，而是始于對重大科學問題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國政府為那些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提供一份體面的工資和居住環境，保證他們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尤其是國際交流自由。在西方，這類教授和學者往往自稱為或者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但這里的“無政府主義者”并不是反政府，而是不需要政府過多的干預，因為科學家們認為，科技有其自身的邏輯。不過，二戰以來，政府在科研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例如設立基礎研究基金，建設基礎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這方面，美國表現得尤其充分。
應用技術。應用技術和基礎研究不同，歷史地看很多技術并非來自基礎研究的轉化。早先的很多技術來自工匠的發現。二戰以后，越來越多的應用技術來自對基礎研究的轉化。應用技術的轉化往往是資本或者商業驅動的，也是資本密集型的。正是因為需要大量的資本，而且充滿風險，應用技術往往由企業來承擔，或者由國家支持的企業來承擔，如蘇聯和中國賓士零件的國有企業，或者日本和韓國的企業財團。發達國家許多工業實驗室的直接目標就是應用技術轉化。
金融支持。金融支持同樣重要，并且越來越重要。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沒有金融支持，這兩者都難以為繼。美西方國家的基礎研究一般由政府和民間支持。歐洲的諸多大學都是政府支持的，但支持美國大學的既有來自民間的力量，也有來自政府的力量，在很多情況下來自民間的力量更為重要。美國大量的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由民間資本支持。因為民間資本的“逐利”性質，美國產學研一體化遠比歐洲做得好。應用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需大量投入，且有巨大風險，因此傳統金融體系很難滿足其需要。在美國，這一需要主要由風投體系承擔。其實，風投體系是美國應用技術市場的主角，沒有風投體系很難想象美國科技的進步。歐洲國家的風投體系盡管沒有像美國那樣發達，但因為屬于西方市場，可以獲得美國風投的支持。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也有類似性質，但因為其屬于西方市場，所以可從西方獲得風投。
“中等技術陷阱”的跨越：需要進行的改革
從這3個條件來看，在體制和政策層面，中國需要做一系列的改革。這當然并不是說，中國需要復制西方成功的經驗。西方成功的經驗可以學，但很難復制。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滿足這些條件。如果不能取得與發達經濟體當初完全一樣的條件，那么就要找到替代方案，用自己的方式來滿足這些替代性條件。
基礎研究方面
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
因為很多應用技術來自基礎研究，汽車機油芯所以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緊密關聯，很難區分開來。但是，如果沒有把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區分開來，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財物都會投在應用技術。道理很簡單，因為應用技術是“形而下”，可以轉化成為實際利益，而基礎研究則表現為“形而上”，和實際利益相去甚遠。但現實的情況是，現在還沒有明確地界定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有些國家科研指引里面所界定的“基礎研究”還是屬于應用技術，國家的投入還是集中在應用技術而非基礎研究。科技共同體需要對兩者做更加科學的區分。
確立基礎研究主體
界定了基礎研究之后，要確立大學和科研機構等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基德系車零件礎研究的主體。基礎研究并非資本密集型，但必須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間去追求他們的科研興趣。行政的干預必須盡量減少，更不能用行政邏輯替代科研邏輯。此外，國家還需幫助建立基礎研福斯零件究所需要的實驗室，提供所需要的實驗設備。這些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必須是開放式的，以避免各個大學和科研機構重復建設，提高實驗室和設備的使用效率。需要參照歐盟的經驗，在不同區域的大學和實驗室之間建立橫向合作，形成基礎科學研究網絡。
建設人才市場和思想市場
對基礎研究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需要一個人才市場和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基礎研究離不開人才。基礎科學幾乎都是科學家追 TC:osder9follo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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