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華 于聯凱】論顏子“未有窮其下求包養心得而能無危者也”思惟的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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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顏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思惟的意義與影響

作者:王春華 于聯凱

來源:《孔子學刊》第十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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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孔子家語·顏回》記載,顏回在魯定公執政時,曾準確地預見了當時魯國的有名馭馬者東野畢由于“求馬不已”“其馬必將佚”的結果,因此惹起了朝野震動。原文如下: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擺佈曰:“正人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后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進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平易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平易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平易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但是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年夜矣,愿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這就是顏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論斷的出處。本文即對此作一簡單剖析。

 

 

起首,這一記載的靠得住性。此段記載出自《孔子家語》一書。歷史上關于《孔子家語》真偽的學術公案,20世紀80包養價格年月以來逐漸獲得妥當的解決[1]。在《孔子家語·后序》中孔安國曾說明《家語》資料的來源:“《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年夜夫及七十二門生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門生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并時。門生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心也。”[2]《家語》作為一部古典文獻,包養網VIP應該說其內容基礎上是靠得住的,淵源有自。

 

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余錄》中對這一條所記內容提出懷疑,重要來由是:“定公之時,顏子尚少。”其認為不會有此事,又認為“此事本出《呂覽》,乃顏闔對莊公語,非顏淵對莊公語也。”細而包養價格繹之,其實崔述的這兩條論據均非切實靠得住之論。一是,魯定公在位時間是公元前509年至前495年,而顏回的生卒年普通認為是公元前521年至前481年,即魯定公即位時顏回已十二三歲,而往位時顏回已二十六七歲,若此事發生于定公末年,已經成為青年的顏回發表以上治國言論是完整能夠的。二是,《呂覽》所記出自《莊子·達生》,此中有“東野稷以御見莊公(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顏闔遇之”。《莊子·列御寇》中有“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如此;《莊子·人間世》有“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如此。從此兩處看,顏闔應是與魯哀公(前494年至前468年在位)包養網ppt、衛靈公(前534年至前493年在位)同時的人,此與《莊子·達生》所記牴觸,故《呂覽》以《莊子》為據更不成信。是以,崔述的懷疑是沒有確鑿根據的。《孔子家語·顏回》中所記顏子提出“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是完整能夠的。

 

 

關于這一論斷的包養妹政治意義、哲學意義。從政治意義來說,這一論斷捉住了治國的基礎問題或許說中間問題,即若何正確對待平易近眾的問題。

 

孔子提出以德治國和禮讓為國的主張,而此中心問題就是正確對待平易近眾,要盡力做到重平易近、愛平易近。例如,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這包養網心得就是說,“為政以德”可以使為政者與下屬處于一種和諧的關系之中,可以使平易近眾安居樂業。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克不及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這就是說,假如能以禮教平易近,使平易近眾處處守禮,那么治國還有什么困難呢?他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就是說,國家設置政、刑、德、禮,是為了治理平易近眾,只要德、禮才幹進步平易近眾的素質。孔子認為:“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這就是說,正人只要實施德治,才幹使平包養金額易近眾衷心信服。總之,孔子認為,國家的德、禮、刑、政和教化,完整是為了治理、培養包養價格ptt、進步平易近眾的。孔子反對治國對平易近眾用殺伐之道(《論語·顏淵》),反對苛政,而認為治國必須“節用而愛人,使平易近以時”(《論語·學而》)。鄭國的子產能重平易近、愛平易近,孔子稱贊子產說:“有正人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平易近也惠,其使平易近也義。”(《論語·公冶長》)孔子主張,治國必須“足食,足兵,平易近信之矣。”子貢說:“出於無奈而往,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往兵。”子貢說:“出於無奈而往,于斯二者何先?”孔子說:“往食。自古皆有逝世,平易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意思是說,讓平易近眾吃飽飯,有平安感,并有被信賴感。孔子到衛國往,稱贊衛國:“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冉有說:“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論語·子路》)若何教之,孔子曾對季康子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克不及,則勸。”(《論語·為政》)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孔子認為治國的基礎問題或許說中間問題就是若何正確對待平易近眾的問題。對平易近眾,應以德治之,以禮教之,使之富庶起來,進步其文明素養和品德程度。這幾條做好了,國家才幹管理好。

 

孔子的治國主張被對其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的顏子繼承。顏子的重平易近、愛平易近思惟集中表現在其以舜為人生榜樣,學習和踐行舜對待平易近眾的方針政策中。顏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帝舜巧于使平易近……舜不窮其平易近力……是以舜無佚平易近。”(《孔子家語·顏回》)除此之外,還有與子路、子貢一路受孔子之命在農山(一作“景山”,一作“戎山”)言志時說:“回愿得明王圣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台灣包養,使平易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斗之患。”(《孔子家語·致思》)這充滿了濃厚的愛平易近之意。孔子對他的評價亦充足確定了他的愛平易近之意,曰:“不傷財,不害平易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包養妹”(《孔子家語·致思》)

 

包養合約《孔子家語·顏回》中的“識音”一章帶有必定的寓言顏色,除表現了顏子由識鳥音而推斷出人的哭聲所包括的特別內容外,還表現了他的愛平易近情結。后來,孔子派人調查哭者的情況,公然是因為“父逝世家貧,賣子以葬”,所以其母年夜放悲聲。

 

顏子長期居于陋巷,簞食瓢飲,這使他便于與平易近眾接觸,更不難清楚平易近眾的疾苦。故其愛平易近之意,并非裝模作樣,而是出于真心。上述“識音”一章也表現了這一點。

 

總之,顏包養情婦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集中表現了他以舜為治國榜樣,學習舜“巧于使平易近”,對平易近眾不強迫,減輕對平易近眾的各種壓力,讓平易近眾能安心生涯下往,以包養女人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愿看。

 

故而,顏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又是一種辯證的觀點。這就是說,事物發展到極限,在必定條件下,即會走向本身的背面。這雖然會使有些毫無遠見的人覺得忽然,覺得難以懂得。但這確實是一種客觀規律。

 

應該說,顏子在這方面的認識和論斷是對古時同類事務的理論性總結,準確地歸納綜合了牴觸發展之規律。此論斷的提出,與顏子本身包養網評價的修養親密相關。雖然顏回終生沒有從政,但這并不等于他沒有從政的潛質和見解。他自幼習《易》,哲學思維發達,故能見凡人之所未見,提出凡人所未提出的見解。

 

《孔子家語·門生行》記載,衛將軍文子詢問子貢:在孔門七十余名登堂進室者中,畢竟“其孰為賢?”子貢經過一番考慮,答覆說:“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茍,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想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掉厥名,以御于皇帝,則王者之相也。”這是顏子同門師兄弟對他的評價。子貢是一位富有經商頭腦與交際才幹的人物。《史記·貨殖列傳》稱:“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司馬遷認為“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全國者,子貢先后之也。”并對其交際才幹年夜加稱贊:“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史記·仲尼門生列傳》)“子貢一出”使全國局勢年夜變。這包養俱樂部樣一位有凸起才幹的人物,卻對顏子衷心信服,稱譽有加,說明顏子在治國理政方面確有超凡之才。值得留意的是,子貢說顏回能擔任“以御于皇帝”的“王者之相”,而不是諸侯國的輔相。至于諸侯國的輔相,孔子在周游列國到達楚國時,楚包養sd國的令尹子西已向楚王明確指出:“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史記·孔子世家》)這就是說,“年齡五霸”之一的楚國沒有一個輔相能有顏子那樣的治國才幹。這也說明顏子確實有超乎凡人的治國之才。

 

顏子提出“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亦與他所謹記的不偏不倚、所踐行的忠恕之道緊密相關。孔子說:“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謹記,而弗掉之矣。”(《中庸》)其贊譽了顏回對不偏不倚的堅守。朱熹評價曰:“顏子蓋真知也,故能包養違法擇守這般,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所以明也。”[3]其認為顏子乃真正的智者,將其品德本意天良符合不偏不倚。顏子所言““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便是他對不偏不倚的靈活解讀,以此正告眾人,為人處事要準確掌握“度”,不成過“度”,不成弄到魚逝世網破的地步。

 

這種對內對外講究處事有度,行不偏不倚,也就包養網VIP是孔子、顏子倡導的“恕”。“恕”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情勢、方式,或許說一種狀態。曾子指出:“夫子之道,忠恕罷了矣。”(《論語·里仁》)恕是孔子思惟的主要組成部門。孔子把“恕”歸納綜合為兩句話:一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子繼承了孔子的恕道思惟。《孔子家語·顏回包養情婦》篇記載,魯國年夜夫仲孫何忌曾問顏子:“仁者一言而必無益于仁智,可得聞乎?”顏子說:“一言而無益于智,莫如預;一言而無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成由,斯知所由矣。”假如說一個字無益于仁,那么這個字就是恕,可見恕在仁中是多麼主要。顏子在生涯實踐中積極踐行恕道,他總結本身踐行恕道的情況說:“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韓詩外傳》卷九)不論別人能否善待于他,顏子皆善待之,其對恕的貫徹可謂徹底。假如作為一個在上位者能這樣對待本身的下屬,那就很少會遭受意想不到的危難。

 

 

顏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在當時與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影響,并被歷代明智之士傳承不息。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這一論斷,起首遭到孔子的確定和贊揚。孔子說:“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這就是說,顏子之所以被人們視為具有超乎凡人聰明的人才,就是因為這一類的事務是良多的,不消再多的事例了,這一點已經足夠了。孔子從總體上確定了顏子的超人才幹。

 

荀子將顏子預見東野畢馬佚一事支出本身的著作中。后來,荀子往到秦國,秦昭王向他“問儒術”,荀子“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門生之言凡百余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孔子家語后序》)。這樣一來,顏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不單在齊魯年夜地獲得保存與傳播,並且在秦國中獲得保存與傳播。顏子的思惟品格為更多的人所知曉。

 

后來,秦始皇雖有“焚書”之舉,但記載孔子及其門生事跡的簡冊,包含秦昭王時荀子帶進秦國的那一部簡冊并未焚毀,顏子預見東野畢馬佚的事跡得以繼續流傳。

 

《中庸》《年夜學》從其思惟內容來看,也遭到顏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這一論斷的影響。如《中庸》第十四章曰:“正人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蠻夷,行乎蠻夷;素患難,行乎患難;正人無進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鄙人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這里顯然遭到顏子論斷中所體現的“不成窮其下”思惟的影響,並且把這一思惟向各個標的目的擴展,特別重視的是處理好高低之間的關系。《年夜學》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這也是在顏子“不成窮其下”思惟的啟發下提出的處理好高低、擺佈、前后各方面之間關系的主張。但凡不良之事,發現之后,要當即結束,這是處理好各方面之間關系同時晉陞整體素質的需要辦法。《中庸》《年夜學》在顏子論斷的啟發下,所提出的這些思惟見解對于一個家族、家庭,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平易近族和諧關系的樹立都是非常有利的。

 

西漢時,文帝的博士韓嬰根據有關簡冊,在傳《詩》的同時,作《韓詩外傳》數萬言。該書卷二即有顏回預見東野畢馬佚的記載。其基礎內容與《孔子家語·顏回》所記雷同,但文字上略有分歧。如《孔子家語·顏回》曰:“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韓詩外傳》云:“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與此年夜體類似的,還有劉向《新序·雜事》,其內容與《孔子家語·顏回》基礎雷同,文字略有分歧。出現這種文字略異的情況,能夠與《韓詩外傳》《孔子家語》《新序》三書的資料來源有關。但顏子的基礎論斷被保留下來了,通過《韓詩外傳》《新序》等書的傳布使得此論獲得進一個步驟傳播。

 

東漢末年,逸士牟子作《牟子理惑論》一書,倡儒、釋、道三教調和之意。在答覆別人問題時,牟子指出:“孔子曰:‘視其包養sd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昔呂看、周公問于施政,各知其后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幼子聽樂,覽眾國之風,何須足履目見乎?”這里列舉了多個事例,皆體現了主人公見微知著的才能。此中雖未援用顏子“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但將顏子的事跡列進此中,可知在牟子心中,顏子也是一位具有超乎凡人預見才能的人。

 

《后漢書·崔骃列傳》記載,崔骃是一位才高而志未酬者,曾作《達旨》篇,以表白本身的志向。此包養app中列舉歷史上的若干勝利事例,如云:“昔孔子起威于夾谷,晏嬰發勇于崔杼,曹劌舉節于柯盟,卞嚴克捷于強御……顏回明仁于度轂,程嬰顯義于趙武。”對“顏回明仁于度轂”一句,歷代注《后漢書》者皆未作出詮釋。實際上,這一句說的就是顏子準確預見東野畢馭車馬將佚一事。“轂”就是“車”。“度”,忖度、預料。全句意為:顏回的仁德因預料東野畢駕車失事而彰明。這里的仁德重要是指顏子在答覆魯定公的問話時,準確地說出了牴觸雙方尖銳對立,以致于不共戴天的關系。即“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這個事理本來是客觀存在的,但許多人并不清楚或許不非常清楚,顏子的論述使人如夢初醒、醍醐灌頂。是以,崔骃將此算作顏子向全國奉行仁道中的一項主要成績,亦彰顯了他對顏子預見東野畢馬佚一包養俱樂部事的確定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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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魏志·王基傳》記載,魏明帝時盛修宮室,蒼生勞瘁。時有中書侍郎王基上書勸諫,曰:“臣聞前人以水喻平易近,曰‘水所以載船,亦所以覆船’。故在平易近上者,不成以不戒懼。……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愿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心船水之喻。”在這里,王基借用顏子預見東野子求馬不已、故其馬必佚一事,來啟發與勸諫魏明帝,以使之減輕對平易近眾的力役。這充足體現了顏子論斷的影響力。

 

《晉書·載記第十四》記載,前秦苻堅曾任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等職,王包養合約猛上書請辭。其疏中談到前代帝王用人之得掉,如云:“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在這里,對于顏子預見東野畢用馬不止而必定致敗一事,王猛重要是從用人不當就會導致掉敗這一角度歸納的。這也是顏子預見東野畢馭馬必佚這一事務的另一個方面的意義與影響。

 

嚴可均輯《全晉文》卷四十八載有晉傅玄《平賦役》一文,曰:“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全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這是傅玄運用顏子預見東野畢馭馬而求馬不已、其馬必佚一事,來告誡與勸諫晉武帝等在上位者,不成濫用平易近力,甚至用盡平易近力,否則就會驗證顏子所說的“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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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嚴可均所輯《全宋文》卷六十二釋慧通《駁顧羽士夷夏論》一文中,亦有關于顏回的記載,云:“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這說明南朝時,在佛學界亦對顏子的預見才能表現了確定和信服。

 

至宋代,對顏子預見東野畢馭馬必佚一事的記載,重要還是從愛惜平易近力、維護社會安寧的角度詮釋的。如承平興國年間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李昉等編的《承平御覽》,其八百九十六卷獸部八載有《孔子家語》之“顏子預見東野子馬佚”一事,惋惜的是編者在選用時刪往了顏子總結性的論斷:“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編者能夠懼怕這樣的結論會安慰天子,所以只講故事性的部門,此中所蘊含的事理留給天子本身體會往吧。

 

又如,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請廢《保甲法》時言:“……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高低仕宦,無毫發愛蒼生意,故蒼生視其訴訟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宋史·兵志》)關于宋代保甲法的長短,天然是見仁見智的。但王氏在這里援用顏子“自古及今,包養條件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的論斷,在愛惜平易近力這一點上是與顏子的原意相合適的。王巖叟的奏疏后來支出《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典籍中,顏子的論斷也在這些典籍所傳布的范圍內發生了影響。

 

宋代胡仔所撰《孔子編年》一書,在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二歲)時,復述了顏子預見東野畢馬佚一事,其內容與《孔子家語》所記雷同。這種復述,雖無創新,但同樣起到了傳播顏子重平易近愛平易近思惟,擴年夜顏子影響的感化。

 

明代丘濬撰《年夜學衍義補》,該書第十五卷引錄《孔子家語·顏回》中顏子預見東野畢必將馬佚一章,之后加按語說:“《家語》此章,顏子謂舜不窮其平易近是以無佚包養dcard平易近,由是推之,則桀紂窮其平易近所以有佚平易近,而致危亡之禍也可知已。后眾人主,其尚無以苛政虐刑以窮其平易近哉!”應該說,這段按語正切中關鍵,深得顏子本意,亦可看出《年夜學衍義補》一書確實彌補了宋代真德秀《年夜學衍義》“止于格致誠正修齊,而闕治國平全國之事”的缺掉。

 

清代馬嘯《繹史》卷九十五之一較完全地記述了顏包養違法子的言論事跡,此中也包含顏子預見東野畢馬佚一事。從先秦至清代,顏子事跡廣泛流傳,亦彰顯了其“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論斷及其重平易近愛平易近思惟耐久的影響力。

 

顏子所言“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可謂千古不易之理,至今仍具有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現代中國管理有良治與劣治之分,但凡執政者實行暴政德治,以關心平易近瘼為基礎任務的,都呈現出良治狀態;反之,執政者毫無章包養留言板法,為所欲為,窮其平易近眾,都會呈現出劣治狀態。如秦、隋末的虐政就是這般。

 

在當今社會同樣是一個單位、集團內部,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干部與群眾、上級與下級等,因此也就存在著“上”“下”之間的關系,只是這種高低之間的關系與現代的階級關系性質分歧罷了。歷史的經驗值得留意,明天若何處理好這種關系,也是非常主要的。最基礎的一點,就是時刻不忘顏子的論斷——“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把改進平易近生當作為政者的最基礎任務之一,盡力搞好內部高低之間的關系、干群關系,使之堅持一種和諧的狀態。當然,這種和諧是“和而分歧”,即在不斷解決各種牴觸中創新發展,而不是“一團和氣”“逝世水一潭”。

 

[1]楊朝明:《孔子家語的成書與靠得住性研討》,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1—43頁。
[2]《孔子家語后序》,王肅注:《孔子家語》,《四庫全書》第6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版,第108-109頁。此段序文當為《孔安國序》,今據學者考證,其真實可托,為漢孔安國所作。參見陳以鳳:《孔安國序考辨》,《古籍收拾學刊》2018年第5期。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0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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