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風家訓與“福”文明
作者：孫漢生（福建教導出書社）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朱子文明》2023年1月刊
一 家風家訓與個人及社會幸福之關系
作為性命體，假設有興趣志，植物必定是尋求生長，不受拘束伸展地生長，盼望有充分的陽光雨露滿足它們的生長意志；動物亦然，它們必定盼望除了疾速生長，還盼望能夠在年夜天然里不受拘束奔馳，有足夠的食品滿足口舌之欲，還能不受拘束交配滿足性欲天性，并繁衍后代。動植物的這些天性，滿足之后，應該有一種快樂，或許愉悅，在我們看來，只能是被動的，直接的，直線的，單向的。
人類，作為性命體，與動植物一樣，存在天性欲看，尋求不受拘束生長與繁衍，滿足口舌之欲。可是，人類作為萬物靈長，當然超出動植物的性命天性，尋求快樂、愉悅，但會超出快樂、愉悅，我們人類創造了“福”、“幸福”這一詞匯來表征。人類尋求幸福的意志、觀念、實踐活動及其所創造的物質或非物質的結果，我們可以稱之為“福”文明。
人類文明包養價格一切的活動，終極目標，除了以法西斯為代表的邪惡勢力行為以外，都是為了人類幸福，就連法西斯也自認為是尋求人類幸福的進步行為。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文明，皆是福文明。這應是廣義的。我們所要討論的福文明，是狹義的，是漢語語境里，由中國前人五福觀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風俗行為，以及為國民福祉而奮斗的進步活動。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個人幸福，是與家族、社會、國家緊密相關的；個人的幸福依托于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師長教師說：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專，必與積人而成之家族，若社會，若國家，相待而成立。常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懇，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懇者，率在對于吾人所眷愛之家族，而有增進其幸福之盼望。家族之幸福，即社會國家之幸福。［1］晚世閩人林森師長教師曰：吾國植基于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國族，政治禮教相系相維。于宗族之認識極明確而強烈，而共通之信心，有強固之氣力。有犧牲之嘉德，有讓勉之美文。此吾華族特別之優點也，若發揮而光年夜之，即為平易近族精力。［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內外無怨，高低降祥，子孫吉昌。移之于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國與全國，則一國與全國之包養軟體政理。［3］
從以上訓示可知，家族對于個人幸福與國家幸福，具基礎感化，而家族中與個人成長及個人操行最為相關的一項，就是家風家訓。蔡師長教師又說：“家庭者，人生最後之學校。平生之品性，所謂百變不離其宗者，大略胚胎于家庭之中。”［4］家訓實是這家庭學校最後的課文，是中國人人生幸福的奠定石。要清楚中國人的幸福，研討福文明，有需要先研討家族和家風家訓。
家風，是一個家族的整體風尚，包含家族人物群體總體的性情特征、文明教導水準，更重要的是品德風尚。家訓是家族訓言，是家族里規定、流傳的信條，是家族成員行為的指導準則，是構成家風的一個主要精力內核，也是家風的重要表現情勢之一。所以，家風、家訓，二者是緊密關聯的，二者配合的效能和目標是促進家族的興旺發達，家族成員的幸福安康。
家訓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家訓，是祖宗遺留下來的，或許當世大師長口述、書寫的訓言，重要是語錄、格言；可是在現代還有大批的墓志銘、行狀里面的內容，也可以視為廣義的家訓。墓志銘、行狀重要是家族里為逝往的長者樹碑立傳，其內容是敘述生平，記錄其歷史勛業和嘉言懿行，是家訓里倫理綱常的踐履，見諸行事，而不僅僅載之空言。墓志銘、行狀的撰立目標是顯示家史、家風和榮耀，激勵、垂訓子孫后代，以期專心傳承、發揚光年夜，而求永福。
中國現代家風家訓里所蘊含的狹義的福文明內函，其基礎內容，都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厚謙恭、勤儉謹獨之品德，無非勸善樹德、勉學建功、養性立品、治家立業之踐行包養行情，以達光宗耀祖、永葆福澤之目標。朱子作為思惟家，其家風家訓的內涵，遠遠超出于此。
上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案例，提醒家風家訓里的福文明內涵。
二 朱子家風家訓的構成、傳承與踐履
上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案例，提醒家風家訓里的福文明內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編纂的《福建家訓》，收錄較早的家訓是北宋初期的楊億家訓和中期的蔡襄家訓，皆是格言式的訓詞，可是已經透漏出理學預兆：以“理”“性”這樣具有理學顏色的概念來明示家訓所請求的言行準則所含的事理。《楊億家訓》曰：“安天職，循天理”。《蔡襄家訓》曰：“事怙恃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訓》將朱子置于篇首，選錄了《朱熹家訓》《童蒙須知》《朱子家政》三篇，內容豐富，基礎涵蓋了傳統家訓內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刻懂得朱子家訓的理學內涵，還須研討朱子家史、家風。
《福建家訓》目錄
朱熹祖父朱森是個窮困生潦倒的書生，卻立家訓：“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后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師長教師之業。”［6］給子孫人生途徑定下了基調。朱熹父親朱松不負家訓，考中進士，進閩為處所基層小吏，重視教子，時常訓示，寄以厚看。《送五二郎（熹）讀書詩》：“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夜寢燈包養意思遲滅，晨興發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貘羈寧似犬，龍化本由魚。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包養網比較韋齋集》卷四）朱松還曾抄錄黃山谷《食時五觀》給二弟，題了三句贊語：“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韋齋集》卷一)這三句話也成為朱熹的座右銘，亦可謂家訓。
朱松進朝為官，曾將朱熹帶在身邊，并延請名師施教。朱松平生以抗金復國為念，反對秦檜議和，與幾位同志謀劃上疏，朱熹都看在眼里，遭到陶冶。朱子平生主張抗金，可謂傳承家風，其來有自。［7］
朱松精曉《年齡》學，對古今成敗興亡了然于心，并常給兒子講解。朱熹后來回憶父親在《年齡》學方面對他的影響：“熹之先正人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包養ptt時，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年齡年夜義、君臣父子之年夜倫包養價格ptt年夜法，年少即播于心坎。
朱松給兒子誦讀《后漢書·光武紀》和蘇軾《昆陽賦》，用劉秀中興漢室的業績激勵朱熹復興年夜宋的志向。朱松手書《昆陽賦》并題跋，朱熹收藏到老，暮年也做題跋，回憶父親“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年夜致”，“為之泫然流遞，不克不及自已”。［8］
朱松的思惟淵源是洛學。朱子年夜門生、女婿黃榦撰《白文公行狀》記：“自韋齋師長教師（朱松）得華夏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圣賢遺意，日誦《年夜學》《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師長教師（朱子）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9］朱松由于獲咎秦檜，被罷官，宦途和家庭生涯墮入逆境，但不墜其志。回到建州，與河南二程子傳人楊時門生羅從彥、李侗親密來往。束景南師長教師認為，年夜程子（顥）明道師長教師以《中庸》學為宗，楊時得其《中庸》包養app秘傳，韋齋師長教師奉《中庸》談性說命為儒學年夜本，一脈相傳，而朱子恰是“在一個有理學淵源的家庭環境中生涯”。［10］學界凡是說朱熹的理學思惟來自老師李侗，其實父親朱松才是第一位理學啟蒙導師。
以上是朱子從祖父、父親身上蒙受之家風家訓，再了解一下狀況朱子本身營造，傳給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畫小像并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11］這是朱子自我寫照，為其自勵，亦以勵人，可以視為家訓。
勉齋師長教師黃榦《白文公行狀》述朱子家風遺訓：
（朱子）其為學也，窮理乃至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懶惰放縱，無乃至義理之實。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年夜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危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事，弘足乃至其廣，毅足以極其常。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無限，常慊然有缺乏之意。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包養價格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圣。退坐書室，幾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危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包養平台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冷盛暑，冒昧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奠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包養心得無違禮，則油但是喜。逝世喪之儀，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兇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克不及堪而處之裕如也。
師長教師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于國。聞時政之闕掉，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歎以致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理分包養網單次歧，必奉身而亟往。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平易近也，不徇俗以偷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12］
黃榦作為包養網站女婿，長期與岳父旦夕相處，對其思惟狀況、飲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觀察、描寫細致進微、出色絕倫（故不避抄書之嫌，年夜段引錄）。描寫的是朱子個人風格，代表的是理學家風，內容觸及為學、家居、事君、愛平易近，其焦點是理學思惟的踐履：忠孝仁義、必誠必敬、低廉甜頭守禮、致知力行，堪以為訓。
朱子天資早慧，十八歲就考中進士，少年失意，本有機會平步青云，早登廟堂，可是他志不在此，為官時間才九年，而以著書立說、講學傳道為職志。朱子平生創辦冷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滄洲）、考亭等精舍或書院，還復興白鹿洞書院，講學五十年。朱子教學風格，黃榦描寫：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勉強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包養俱樂部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往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13］
朱子從政時間雖不長，但擔任幾任處所官，頗有政績，打擊豪強，賑濟饑平易近，辦學矯俗，造福一包養ptt方蒼生，成績卓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黃榦撰《白文公行狀》用了大批筆墨記錄朱子向天子上奏疏，不包養留言板顧個人安危得掉，直陳天子闕掉，而不加隱晦，著實踐行儒家和理學“格君心之非”的思惟理念和任務擔當，表現出立品之仁、忠君之誠和正人之勇。如下：
全國之年夜務，莫年夜于恤平易近；恤平易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掉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君子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年夜道，而說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執曰之鄙態。“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歟？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沿襲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嘗反復而思之，無乃燕閑起居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14］
朱子敢于這般直白地向天子說全國不承平，政治無建樹，國民不幸福，質疑天子德不崇、理不純、欲未盡。朱子勇于前，勉齋師長教師繼其后。勉齋深體先師之志，將其事其言直書于《行狀》，年夜加表揚。當時陋儒不克不及懂得，認為不當直書，勉齋于《行狀》之后特加說明：
又謂告上之語，掉之太直；記人之掉，掉之太訐（jie，訐以為直）。責難陳善，事君之年夜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后，師長教師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15］
黃榦堅持直書，實是深得師心地點，正心誠意，不負遺志和家風：
（朱子）進奏，拳拳以謹察天理人欲為說。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為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16］
作為女婿，朱子家風家訓落實在黃榦身上，一脈相承。譬如，友人林公度包養價格請勉齋為其子掌管冠禮，勉齋曰：“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師長教師游，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17］勉齋自當仿之以行。勉齋門生記勉齋風范，頗似朱子：
（師長教師）以品德生命名世，而錢谷甲兵技藝之事未嘗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體愈全而用愈周矣。貧無立錐立，日持蔬食以對賓客，危坐講論，至達旦不寐，書前包養網車馬費輩詩句于壁曰：愚夫飽欲逝世，志士固長饑。但能守簞瓢，何事不成為。識者見之，已凜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18］
勉齋為官行政包養女人、講學傳道確與朱子風格近似。門生撰《勉齋公年譜》記載：師長教師為政學道愛人出于至誠惻怛，不願為俗吏具文罷了。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氣。靜而有守，直而不阿，不畏強御，一決以公，閻閭細平易近稱道。［19］
勉齋官階不高，沒有機會向天子上奏章言事，但在面對下屬的態度上，與朱子一樣正直勇誠。暮年為安慶知府，同時參與抗金前線江淮幕府。嘉定十一年（1218），王師敗績于泗水，勉齋師長教師向主帥進戰守之策。一見箴規闕掉，皆人所不敢言者，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為功，而師長教師所言者皆公而忘私之語、經遠務實之計，言出而身危。當時幕府書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平易近有獻邊劃機謀，多為毀抹。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張燕無虛日。師長教師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賓客，制帥外雖勉從，而內不克不及堪，同寅遂從而媒孽之。［20］
《年譜》載寧宗嘉定六年（1213）為禁止錯案冤案，不吝獲咎上級和同寅，“分歧流合污以自媚于世”。在漢陽知軍任上遇災荒，蒼生日食草根，而上級卻要征集糧食運往他處，黃榦堅決違背下屬旨意，不讓漢陽米出漢陽界。勉齋師長教師為縣令時，有豪強欺壓布衣，師長教師向上級遞呈《申轉運司為曾縣尉犯警豪橫事》：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為本縣無辜之平易近，祈哀請命于都運年夜著之前。伏惟臺慈少垂聽覽。榦竊見當今官吏，作邑最難，豈敢奮不顧身，與豪包養管道平易近為敵？竊念奉朝廷之命，膺平易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鄉平易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平易近怙恃，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蒼生，則上包養甜心網負朝廷、下負所學。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專恣，流毒生平易近，摧抑忠良、動搖兵革。［21］
黃榦平生也像朱子一樣，“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答友人林公度書曰：“世間以仕為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為盜則為佞，仆誠不克不及，其貧且賤如故。”［22］紹熙五年（1194），寧宗即位，朱子以捧表恩奏補女婿黃榦為將仕郎。黃榦推辭說：我辭官非為過高，每念父親（黃瑀）歷任至部使，俸馀僅足以給途徑之需，況于官卑封薄，仰祿既缺乏以為貧，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費心力于簿書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為樂哉？
勉齋師長教師未仕之前，誓以貧苦傳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為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云過目。”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竊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掉短長，皆缺乏道，只要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靜語默，皆是事理。”故常日居正位，行年夜道，得掉短長禍福缺乏以動其心。有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23］
勉齋迫于生計，出任縣令和知府，經常心有所戚戚焉，覺得荒廢學問，愧對岳父。時時同心專心求退，以辦書院、講經傳道為第一要務。曾向友人胡伯量說，深恐“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年夜為師門之罪人”。［24］勉齋師長教師曾創辦建陽潭溪精舍、環峰精舍，漢陽鳳山書院，閩縣岑嶺書院，還立臨川縣學。
勉齋所承，不僅是朱家門風家訓，起首是黃氏家風。勉齋曾回顧家庭生涯：“祖先（父親黃瑀）生平以貧苦自將，兄弟相與固守家法。”勉齋門生記黃瑀“生平廉介，雖仕至部使者而貲產不及中人”。［25］勉齋黃榦繼承的是乃父之風：以仁者之心，施勇者之行，謀蒼生之福。朱子為黃榦父黃瑀（朝散黃公）撰寫墓志銘：
公（黃瑀）任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余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成，則怒欲中以法。又歲旱，公為平易近求年夜幅減租，下屬不許，請求更改。公曰：“官可罷，此不成易。”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以輸之公。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于燕游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公為平易近辦實事，及平易近之年夜者既已周浹，而于其細者又皆曲盡。獨豪宗年夜姓侵刻細平易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為神，而卒亦歸于仁恕。年夜治學館，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于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為兩浙轉運司干辦公務，貴將楊存中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為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平易近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為存中結歡于一幸臣，不成予。權秀洲華亭縣事，歲惡平易近饑，不待上級同意，發廩以賑，上級特使阻攔，公曰：“平易近命執政夕，茍可以生之，雖重獲咎不悔。”［26］
朱子記錄親家事跡，其意圖是勉勵黃家后人，也可以視為家訓；雖是黃家的，但出自朱子手筆，朱黃聯姻，理當共勉，也為社會千萬家樹立榜樣。
由朱子到女婿黃榦兩人生平事跡和思惟學說，可以看到朱子理學家風：他們都有為官行政的機會和才干，但為平易近請命求福，為國盡忠盡職，勇于擔當，奮不顧身；廉退有節，甘于清貧，深得孔顏樂處；治學傳道，樂得全國英才而育之；治家以禮，處世以恭。他們幸福嗎？“人不克不及堪而處之裕如也”，應是幸福的，他們的幸福具備更深的思惟文明內涵。
三 朱子家風家訓里的“福”文明思惟內涵
前文已講，家風家訓的目標，都是為了幸福，但分歧家族，具體內涵還是有差別的，作為思惟家之家族，萬事必打上思惟的烙印。
西哲有言，未經省檢的人生，不值得過，那確定是不幸福的。中國人應是幸福的，自古先孔教導，日三省吾身，只需做到了，就能夠增進福祥。這就是思惟的氣力，思惟之福，思惟家之家族，必定多得于凡人。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決定一個人能否幸福的重要原因，是他的自我，即其內在構成，出生與位置甚至王室血統所帶來的特權，與偉年夜的思惟和心靈這類根源的個人優勢比擬，簡直有著云泥之別。［27］朱子、勉齋這樣的思惟者，應是根源幸福的享有者。
朱子、勉齋身在官場經常請退，同心專心以著書立說、開壇講學為念，黃榦在《白文公行狀》里說，孔子賢于堯舜，而朱子“雖達而行道，不克不及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圣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圣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神以研窮圣賢之經訓”。［28］思惟，對于朱子、勉齋本身，對于社會和蒼生，能夠帶來更年夜的幸福。
思惟若何帶來福祉？日三省乎身，慎思明辨，誠心正意，修齊治平，從個人之福，以擴展至國家、社會之福，恰是儒家、理學家的個人信條和社會幻想。“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語》卷三《辯包養網比較政第十四》）橫渠四句教恰是賢者百福的印證：“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承平。”朱子注《四書》，勉齋師長教師繼其后而推廣，恰是實行思惟者幸福的任務。
朱氏家族的思惟是什么？無疑是以四書五經為主導的儒家思惟。朱松傳承河南洛學以來，以《中庸》為焦點，不偏不倚就成為朱氏家風家訓的思惟焦點。朱子家風家訓尋求的人生和社會的幸福境界，就是中庸之境。朱子編《四書》，排序以《中庸》為歸結點或謂極點。勉齋《白文公行狀》曰：“師長教師教人以《年夜學》《語》《孟》《中庸》為進道之序，而后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年夜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故樹立年夜本、經綸年夜經，而讀全國之書，論全國之事哉？”［29］
《中庸》之境為：“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成須臾離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全國之年夜本也；和也者，全國之達道也。致中和，六合位焉，萬物育焉。”這是一種身心和諧、六合和合的人生幸福境界。若參以東方幸福論，可以互訓。古羅馬愚人塞涅卡說，幸福生涯就是一種與其本身天性和諧分歧的生涯。［30］叔本華說，幸福重要源自內心的溫和和滿足，要增進幸福，就要減少人道天性的沖動，將其把持在一個公道范圍。［31］理學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恰是將欲看把持在公道的范圍，是一種人生聰明，有助于人生幸福和社會和諧。
依照《中庸》學說，到達中庸之境的門徑是五達道、三達德，而關鍵是誠。五達道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三達德是智仁勇。五達道、三達德和誠，基礎涵蓋了《朱子家訓》《朱子家政》《童蒙須知》等內容精華。朱子《中庸章句》第20章云：“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智），所以知此（五達道）；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意思是，須有聰明和仁愛，才幹理解、體會到“道”，須有困而好學、竭力前行之勇，才幹做到。
西哲又言，福德分歧。塞涅卡說，真正的幸福存在于美德之中。美德完善而神圣，一個人具備美德，則超然于一切欲看之外，內在自足，無需外求，堪與仙人媲美：逍遙安閒，不受拘束、平安、免受傷害。［32］
康德認為，福德分歧，至善是幸福的條件，“德性，作為配得幸福的資格，是我們一切謀求幸福的至上條件。幸福始終都以品德的符合法則的行為作為條件條件。德性和幸福的關系：盡力成為有德性的及有感性地謀求幸福，這并不是兩個分歧的行動，而是兩個完整統一的行動，因為前一個行動不需求任何別的準則作根據，只需求后一個行動的準則作根據。”［33］中國前人常說，仁者壽，也是福德分歧的表現，仁是德性，壽是五福之一。朱子《仁術》詩曰：居心每欲仁，福澤遍斯平易近。朱子還說：“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逐一不差者，是其理必這般，抑氣類相感自若此耶！”［34］這是以理學思惟對《周易》之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加以解釋：德與善氣稟同類，屬于清氣，感應相激。古希臘也有這樣的觀念，亞里士多德說：幸福作為最高善，德性的報償或結局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為神圣的福祉。［35］
對于德性帶來的幸福，《四書》多有闡述。《年夜學》：“富潤屋，德潤身。”朱子注：“心無愧怍，則廣年夜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于中而形于外者這般。”《孟子·盡心上》：“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實體。四體不問可知。”朱子注：“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最基礎于心，則發而著見于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中庸》（二十章）：“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注：“仁者六合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反之，必有災殃。《中庸》（二十八章）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復）古之道，這般者，災及其身者也。”《四書》到處流溢著品德的福澤。《朱子家訓》包養網VIP說，“日用常行之道”，“人能如是，天必相之”，這是奧秘化了，不是天祐，而是得道（德）多助。［36］
品德氣力哪里來？仁之外，還有智勇，更有誠的加持。孔子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朱子家政》說：“兇吉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持。”［37］是為智者，窮理盡性以辨禍福。晚世閩人嚴復參以西學，也悟到此理，《原富譯事例言》曰：“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為是，行禍也而相以為福，禍福長短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38］《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子《中庸章句》曰：“誠”是《中庸》“一篇之樞紐”。勉齋公《中庸總論》《中庸總說》很好地詮釋朱子之意：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罷了，是則一篇之年夜指也。至圣，則足以全道之用矣包養行情；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圣賢之極致也。［39］
古羅馬幸福論與中國先賢驚人地分歧，也認為幸福立基于仁智勇基礎。塞涅卡說：至善乃是不成戰勝的精力氣力，其表現為，生涯經驗豐富，行動冷靜沉著，與人為善，為人刻薄。一個人幸福，就是說這個人珍視榮譽，安貧樂道。幸福生涯就是擁有一顆獨立、高貴、無畏且不成動搖的心靈，遠離恐懼與欲看。幸福的人往往擁有健全的判斷力可以獲得幸福生涯的途徑只要一條，條件是，起首，腦子必須健全並且始終堅持甦醒；其次，必須英勇且精神抖擻；此外，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能情急智生、隨機應變。［40］
朱子之學、朱子家訓，教人忠孝節義、修齊治平，仁智勇誠、謹獨戒懼，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省檢于禍福長短之際，以達于廣年夜極致之境：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年夜而盡精微，極高超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
先賢心如明鏡，了解中庸之境在現實中是很難達到的。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平易近鮮能久矣！全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包養甜心網刃可蹈也，中庸不成能也。（《中庸》第三、九章）那么幸福是不成能的嗎？朱子注曰：智仁勇之事，全國之至難，然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克不及及也。（《中庸章句》第九章）朱子的意思是，雖不克不及至，可是只需消除私心雜念，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還是能夠接近的，是能夠的。這個尋求、接近的過程是幸福。哲學家、倫理學家對此有很高深的研討。當代有名學者趙汀陽師長教師著《論能夠生涯》，有經典論述：能夠生涯是現實世界所允許的生涯，但不等于現實生涯。能夠生涯是幻想性的，盡能夠往實現各種能夠生涯就是人的目標論的行動原則，就是目標論意義上的品德原則，是幸福生涯的一個最基礎條件。幸福有待于能夠生涯的現實化，盡能夠實現各種能夠生涯，這是一個關于幸福的價值真諦。幸福是健全生涯的感觸感染，是所有的生涯行為尋求的狀態而不是結局。幸福是一種行為的活動過程自己就能夠產生的感觸感染。［41］
朱子家風家訓恰是為人供給一個可以踐行的理學思惟的范式和準則，讓人在尋求能夠的中庸之境過程中體會幸福。
注釋:
［1］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47-149頁
［2］林森；《陶江林氏族譜序》，轉引自林友華《林森評傳》，華文出書社2001年版第320頁
［3］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等編：《福建家訓》，海峽文甜心花園藝出書社2015年版第8頁
［4］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第157頁
［5］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等編：《福建家訓》第64、12頁
［6］束景南：《朱子年夜傳》，福建教導出書社1992年版第8頁。朱子童年、少年家教事跡，皆參考本書
［7］束景南：《朱子年夜傳》第17頁
［8］轉引自《朱子年夜傳》第21、22頁
［9］《朱子全書》第27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包養網車馬費徽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第559頁
［10］束景南：《朱子年夜傳》第26頁
［11］《朱子全書》第27冊，第571頁
［12］《朱子全書》27冊第560-561頁
［13］《朱子全書》27冊第563頁
［14］《朱子全書》27冊第538、539、540、544頁
［15］《朱子全書》27冊第567頁
［16］《朱子全書》第27冊第569頁
［17］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卷十二，第133頁
［18］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附集》，第561頁
［19］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年譜》，第532、533頁
［21］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卷二十八，第305頁
［22］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卷十二，第137頁
［23］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年譜》，第523頁
［24］《宋元學案》，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028頁
［25］家躲珍本《黃文肅勉齋公函集》，第135、561頁
［26］《朱子全書》第25冊第4284頁
［27］叔本華著，譯李潤萍、吳峰峰譯：《人生的聰明》，湖南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第1頁
［28］《朱子全書》27冊第562頁
［29］《朱子全書》27冊第563頁
［30］塞涅卡著，覃學嵐譯：《論幸福生涯》，譯林出書社2018年版包養甜心網第103頁
［31］叔本華：《人生的聰明》，第86頁
［32］塞涅卡：《論幸福生涯》第116頁
［33］康德著，鄧曉芒譯：《實踐感性批評》，國民出書社2022年版第128、129頁
［34］《朱子全書》，20冊第283頁；23冊第2714頁
［35］亞里士多包養dcard德著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廖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7、32頁
［36］《福建家訓》第1頁
［37］《福建家訓》第8頁
［38］《嚴復選集》卷二，福建教導出書社2014年版第15頁
［39］《宋元學案》第2024-2027頁
［40］塞涅卡著：《論幸福生涯》，第104、106、103頁
［41甜心寶貝包養網］趙汀陽：《論能夠生涯》，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6-122頁
發佈留言